文/李天豪

编辑/段文

下午四点，陈嘉从出租屋准时出发，她要确保能够在六点前，从京郊赶到市区的一户人家，给孩子做课外培训私教。此前，她已经通过微信确认了这个家庭中不会有成年男性在家。

晚上八点，她结束两个小时的教学，又和孩子母亲沟通了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布置完作业后匆匆踏上返程。回到住的地方已是晚上十点多，从地铁站走回出租屋的那段路程，她对周遭环境和过路行人格外警惕。

陈嘉曾经是一名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收入可观。

但2021年7月24日，严厉打击课外培训的“双减”政策正式出台，要求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陈嘉所在的教培机构，努力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始终运转不良，经常拖欠老师们的底薪和课时费，最终她在11月也和同事们一样选择离职，加入了失业大军。

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至今仍有一部分被公司拖欠。工作群已经解散，通过个人微信向领导要钱也得不到回复。

失业后也要生活，有信任陈嘉的家长找到她，让她继续辅导自己的孩子，她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北京的每一天都要花钱，于是她开始偷偷做起私教，坐地铁奔波在北京的多个小区之间。

和陈嘉一样，90后男生张遥也在偷偷从事私教。他之前在教培机构工作了三年，最近也因“双减”而失业。

他一直都是教授中学语文，授课能力得到家长的认可。失业后，很多学生家长纷纷找他做家教，还会介绍自己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来让张遥补课。

少了教培机构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失业后的张遥，现在收入竟然高于从前，时间也更自由灵活，“算下来每个月只用工作几天，但总收入还比之前高了。”

前不久，有朋友想介绍张遥去某知名互联网大厂做外包公关，他几乎没做考虑就拒绝了，还建议那位朋友也可以跟他一起出来做私教，“你有北大硕士学历，课时费（最高）可以要到上千元！”

不过张遥也知道，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却非长久之计。

尤其国家还在不断出台政策明确打击各种校外学科培训，“不得在居民楼、酒店、咖啡馆等场所，开展‘ 一对多’‘ 一对一’等学科培训”“要求各地对隐形变异培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网络上也经常可见各种“顶风作案、补课被抓”“老师补课被踹门掐脖”新闻视频在疯狂流传。

2021年8月，安徽省含山县一房屋内，有师生聚集补课被举报，当地责令关闭并处理。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张遥深知做私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只是他现在一时也无法转行，只能一边继续“耗着”一边准备着应对各种机会。

被打乱的人生

陈嘉是东北女生，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赶上了新冠疫情暴发，被迫在家待了大半年，2020年通过面试来到北京的一所教培机构做老师。教学中，她自我评价“充分利用了东北人的幽默基因”，用过人的亲和力赢得了学生的喜欢和家长的信任。

“双减”之前，她对自己未来的短期规划是跳槽到类似于“猿辅导”等大型教育公司做老师，更长远的设想是回到东北老家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教培机构。

但突如其来的“双减”打断了她的人生规划。没有更多技能，还要维持生活，她只好偷偷做了私教。

因为私教课的时间多是在工作日的晚上，作为独自在外地生活的女生，肯定会顾虑到安全问题。

“有的家长比较自觉，会提前跟我说好家里只有母亲和孩子在家，父亲在外工作，一个成年男性都没有。”但毕竟是去陌生人的家中，而且自己从事的工作又多少“见不得光”，几乎每一次登门，她总是会绷紧神经，站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确定环境安全才放松下来。

失业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安全感的降低，更有收入的锐减。因为学生数量少了，原来全天满课的状态变成现在零星的几个学生，热衷于买衣服的陈嘉也把原本的置装频率从一月两次降为一月一次。北京社保也已经断缴了，“五险全交齐的话是2600（一个月），太贵了。”

在东北老家的父母也听说了“双减”带来的影响，询问陈嘉的工作情况，对父母她选择报喜不报忧，含混地告诉他们“自己挺好的”。

同样面对父母忧虑询问的还有张遥。他也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失业的现状，他对父母说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做素质培训的不涉及学科教育，不属于“双减”打击对象，所以经营得还不错。

张遥从事私教之所以收入还不错，在于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论。比如教作文，他不会让学生死记硬背去生搬硬套所谓的“佳作”模板，而是先和学生一起痛骂包括现行的教材、作文范本等等，在发泄完之后鼓励学生放飞自我，“挖掘他们真正有表达欲、有真情实感的主题”；教阅读理解，他会先带着学生一起读武侠小说甚至网络文学，让学生爱上阅读之后再慢慢过渡到经典文本。

张遥认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教培机构的老师甚至比学校里的老师更有责任感：“刚开始可能只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一个职业、一个收入来源，但慢慢地和学生接触多了，会发现自己会影响到学生看待世界的观点和态度。尤其是语文这种人文学科，更涉及到很多思想、情感、观念这种东西。这个职业天然带有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

张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知道有不少同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没有他那么多的私教生源，只能在社会上漂着。

“我们（九零后）这个年龄的还好，有很多三四十岁的教培老教师，他们才是最惨的。他们要考公务员的话已经超龄了，要找其他工作的话也没有行业经验，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互联网也不会要他们，又拖家带口的，要养活孩子，这种情况的失业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

谢婉茹就是这样一个“最惨的”35岁教培失业者。某重点院校硕士毕业的她，在有了孩子后离开大城市回到老家——中部地区某三线城市，此后一直从事在线教育工作，每个月有上万元收入，也不会影响在家陪孩子，“那时日子过得很痛快，我真的很爱在线教育。”但2021年10月，她所供职的互联网教培机构“轻轻教育”倒闭，她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课时费，以及公司原本应该赔付的n+1赔偿金。

“轻轻教育”是2020年因疫情暴发而意外站在风口，乘势而起的在线教育公司之一。前身是在2014年家教O2O风潮中成立的“轻轻家教”，在2020年正式转型升级为“轻轻教育”，专注做全国中小学在线“一对一”辅导。

“双减”政策出台前，“轻轻教育”在全国60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有上万名教师，服务于六万名家长。但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双减”落地，在线教育难以为继。

“公司老板九月份就已经打算携款潜逃了，但十月份还在给我们疯狂排课，国庆假期我还上了六十多个小时的网课，本来想着跟公司共渡难关嘛，没想到公司把我们抛弃了。”谢婉茹告诉记者，10月12日凌晨，她和同事们发现被踢出了“轻轻教育”的企业微信群。他们去询问领导怎么回事时，领导还安抚他们说是因为企业微信出现了bug。

后来虽然建了新群，但是之前的上课记录和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了。“等于他通过这一波操作，把我们的上课记录全部清空。”

之后，“轻轻教育”给他们发来离职协议，“领导在新群里说，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就给我们发工资，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签。但其实那个离职声明是说九月份的工资只发三成、十月份的工资压根儿不提。等你签了这个合同之后，就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

有些人想申请劳动仲裁，但需要去“轻轻教育”总部所在地上海，而且包括谢婉茹在内的“轻轻教育”旗下九成老师都是和第三方签的劳动合同，仲裁程序相当复杂，谢婉茹觉得希望渺茫，于是也签了这份协议，第二天收到了公司打来的1600元。“

公司说发不出钱来，但我那天看家长群统计出来，轻轻欠家长（预交的）课时费有23亿，欠我们老师工资是900多万，这能说是他们没钱吗？就是想白嫖我们吧！”

谢婉茹的爱人是位商人，新冠疫情之后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谢婉茹失业后，家庭收入锐减，生活质量急剧下滑。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他们有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孩子报的乐高班马上就要完课了，她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停了这些兴趣班。“孩子虽然小，但也意识到家里没钱了，因为他想买的东西我跟他解释说现在爸爸妈妈手头紧张，我们暂时买不了。”

焦虑了几天后，谢婉茹开始寻找出路。现在，她一边在家乡的县城中学做代课老师，一边继续给之前的教培机构学生做私教，不过她收费很低，“都是给学生免费补了几节课后象征性收了点儿辛苦钱，因为他们家长是冲着我才跟轻轻续费的，现在机构跑路了，他们的钱也要不回来，所以我心里过不去。”

宋明远也是被“轻轻教育”拖欠工资的老师之一。2015年从一所名牌院校毕业后，他留在家乡这座发展迅猛的二线城市做在线教育老师。他觉得自己性格孤僻，适合这种不需要出门通勤和太多人打交道的工作，“人事关系简单，教好课就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失业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旅游。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还自驾去了西藏，“周一到周五白天是闲的，然后周末找个酒店上课就行了。”他本来打算今年冬天去阿勒泰滑雪，因为失业，这个计划泡汤了。

现在他也转成私教，继续辅导五六个孩子，课时量比以前在机构时少了很多，收入也从每月八九千降为两三千。为了补贴收入，他把QQ头像改为女性，方便做一些线上兼职客服。他的社保也已经断缴，“想着几个月不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宋明远的前同事们基本也都像他一样转私教了，“都挣扎在温饱线上”。最近，他们在群里商量去上海劳动仲裁的事情，以及如何申请失业补助。

但宋明远不打算去上海申请劳动仲裁，“最后一个月我见势不妙也就没好好上课，所以轻轻拖欠我的工资也不多”，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个人没法告公司的，我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能把工资要到手的”。

焦虑的家长

在北京做了两个月的私教，陈嘉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北京家长对孩子教育问题的无尽焦虑。令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初一年级孩子的母亲，基本每天都要给她发微信，事无巨细地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如果孩子考试少了一分就会拉着她聊上半天。

这位母亲已经为孩子锁定了北京的一所王牌高中，陈嘉去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数落孩子：“你已经上初中了，还考这点儿分，一共就200个名额，你考不上怎么办啊！你如果再不学习就给我出去！”

陈嘉从没见过这个孩子的父亲，“据说常年在外，我看过他爸爸的照片，应该是个老总或者知识分子，反正就类似这种，成功人士。”

同样在北京做家教的张遥觉得，他身边补课的家庭和“双减”前基本没有差别。他离开教培机构后，原先的家长都找到他要求继续补课，“没有丝毫的犹豫”。

“从大的层面来说，我们老师还有家长都理解这个政策是好的，何必让孩子们在应试上争得你死我活呢？但是又能如何呢？现在贫富分化这么剧烈，生活压力那么大，家长都不希望孩子被分流到技校当工人，以后在社会上被别人压迫，所以只能继续竞争。如果市面上没有教培机构了，家长会找我们做家教；即便家教也没有了，北京的这些家长会自己给孩子补课。”

在张遥看来，真正受到“双减”影响的，应该是十八线小县城里的孩子。他告诉记者一个他知道的真实的故事：在河南的某所县城中学有一个初二的孩子，之前通过在线教育机构上网课，也能接触到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优质师资。“他自己学校里的师资水平是很差的，他马上就要中考了，之前上网课，他能够通过好老师感受那种解题技巧、思路和逻辑，这对他的帮助是巨大的。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请一对一家教？请不起！”

在一所县中做代课老师的谢婉茹，看到家乡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后，觉得“双减”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她所在的学校每个班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但很多老教师不会使用也根本不想学，“我演示一个函数图像他们都会觉得特别新奇，觉得科技含量特别高。”每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吸引不来好老师，县里稍微有点儿钱的家庭都让孩子去市里上高中了。

目前，这所县中的高考升学率每况愈下，学生大都是来自农村，谢婉茹觉得她的学生普遍“上进心不强，比较颓废”。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高考很可能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谢婉茹认为，大城市过度补课的风气让很多出身富裕但智商一般的学生，挤占了农村底层学子们上大学尤其是上好的大学的机会。“双减打击补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保证教育公平的。”

但问题是“鸡娃”从来不只是一二线城市的话题。在很多小城市或县城里，补课几乎丝毫没受到政策影响。谢婉茹所在县城的补习班还在正常运转，县城家长虽然消费不起“学而思培优”和“新东方素质教育课”，但会通过人情关系去找谢婉茹的同事们——公立学校的老师补课，因为他们是最懂考试的人。毕竟在县城，“提分”和“升学”才真正有市场。

谢婉茹还在辅导着从前的两三个学生。她有一个在东部沿海省份的学生，“（在线）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对未来的打算也稀里糊涂的。”她和家长沟通后，让这个孩子假期里去肯德基做了一段时间小时工，“这之后学习态度就积极多了，可能真正感受到了没文化会生活得多艰辛。”还有一个中部地区家境一般的孩子，“比较慢热”，有一次上课，孩子和她互动不太积极，孩子的妈妈就开始大骂那个孩子，“我们累死累活地赚钱给你请老师补课你也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还把视频这头的谢婉茹也骂了一顿，表现完全是“歇斯底里的”。

宋明远现在每天会在七八个家长维权群招生。因为“轻轻教育”欠了很多家长的钱没有退，所以全国各地的家长建了很多群一起商量怎么要回自己的钱，按地域分为华东、西部、东北和华北、华中和华南等不同家长群。他们在群里分享各大官媒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上海市法院、上海市纪委等机构的联系方式，还有他们打电话投诉后的官方回复，“打上海市法院电话转了长宁区法院，法院用智能机器人回复，说管不了这事。”

这些都是家里有学龄儿童有补课需求的家长，宋明远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会在群里发广告来寻找有补课意愿的家长。虽然这些家长已经被教培机构骗走了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不等，但还是不吝惜继续花钱为孩子补课。

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

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闯荡的陈嘉本来觉得父母那辈人过于追求稳定，但现在她也在考虑，要不要回老家考个教师编制。“感觉这个私教吧，短期内好好做也能赚到钱；但是长期来讲，总归不是特别稳定。最多做一年吧。”

她听说过有老师做私教会被家长恶意压价。前不久，有位北京的失业教培老师也在网上叙述了她的亲身遭遇：转做私教后到一户人家上门辅导40次，但不仅没有拿到当初许诺的8000元酬劳，还被家长威胁会去当地教委投诉她，老师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个行当目前属于被打击对象，一旦被投诉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说不定还会面临教师资格证被撤销以及罚款。

张遥则听说自己之前工作过的一家以公务员考试培训著称的成人职业教育机构现在运转良好，他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工作，毕竟培训大家如何获得稳定工作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应该也是稳定的。他没有为私教生涯特意设定时间期限，但持续“关注着市场的招聘信息，关注各大公司的状况，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策动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底不做了，去做一份稳当的全职工作”。

宋明远现在已经明确把2022年考公务员考编制作为自己的目标。刚失业的时候，他也想过改行，因为大学学的是材料与工程专业，相关工作都需要行业经验，而他的工作经验又都在教培行业，“不找本专业的工作吧，一般又做六休一，我又想周末双休，因为我不想彻底放弃私教这领域，这毕竟也是一份收入嘛。反正就很纠结很难找，找了两三个月没合适的，我也懒得再找了”。

但他的专业考公务员也没什么优势，“合适的岗位特别少，基本只能报那种三无的”，他已经预估到2022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会再创新高，因为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备考。为了不再荒废一年他已经打算离开家乡这座蒸蒸日上的二线城市，去报考一个偏远地区的岗位。

平时，宋明远除了备课上课，就是看书做卷子备考公务员。但“有时也看不进去书”，他对教学生的热情远大于备考。年近而立，他妈妈不断地催他去相亲，“但没有稳定的工作咋相亲啊，跟人家见面后问你是干什么的，咋解释？”

年满35岁的谢婉茹已经失去了考公务员的资格。她认为自己总是很不走运，“你说早不双减晚不双减，非得赶上我35这年双减，要是去年就双减了我还能考个公务员。”她身边已经有同龄的同事开始备考博士，因为政策规定，应届博士毕业生的考公务员年龄限制可以放宽到40岁，如果一切顺利，她的同事还可以在40岁那年赢得一次“考公权”。

虽然已经工作了十年，但谢婉茹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只在教培行业。她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做家教，毕业后先去了“学而思”，也和同学一起创业搞过补习班，最终在“轻轻教育”做了一名线上教培老师。

即便失业，谢婉茹也压根儿没想过离开教育行业。“我本身是学生物的，这个领域起薪特别低，对中年人来说不是个好行业。”

虽然给学生补课依旧有市场，但谢婉茹觉得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她打算把目前的几个学生带到明年高考结束就不再做了。“我觉得啊，国家既然要管这一块儿，说明这个行业已经日薄西山了，我觉得是当断则断，不断的话必受其乱，还是要找其他的路子。”

前不久，她给几所南方的私立学校投了简历，只有一所给了她面试的机会。她去了后发现，原来是因为一个老师休产假所以要招一个代课老师，“在我之前已经已经有六个人面试了，在我之后还有好几个。”最终这所学校没有选择她，“跟我说是因为我专业不太对口，而且没有线下带大班儿的经验，但也可能是他们觉得我35岁了又有孩子，所以找别的理由把我刷掉了。”

目前，谢琬茹的希望是能够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成为县中的正式在编老师。还好，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她高中班主任，可以帮她“跑这个事情”。

但即便是正式老师的收入，和她之前动辄上万的月薪比，也是少得可怜。“公立老师的工资主要看工龄和职称，需要论资排辈。”谢婉茹已经准备好要跻身这个全新的赛道，因为这毕竟是一份“不会因为政策就瞬间失业的、稳定的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凤凰WEEKLY财经】（ID：fhzkzk）